黄建翔:我的2006(二)
2、校园之谈
校园之行是我应TOM体育与各地大学邀请，到高校与学子们现场交流的一项活动。这是纯粹的公益活动。过去一年多内，我去过北京外国语大学、新疆农大、西南财大、浙江大学等十所院校，今年下半年我只去了清华。每一次的校园讲座都反响极好，现场爆满，气氛热烈。在与大学生的交流中，我“愚公移山”、“堂。吉訶德”似的推行我对体育的理解，呼唤对体育的重视，同时，也要解答他们千奇百怪的问题。现在的学生，早已不是当年我们的样子了，我明显感觉到，体育在他们的生活里，扮演着更加次要的角色。这使我在端坐高台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忧虑和尴尬。
上半年签售途中，我回到中学母校南师附中，发现那里校运会的800米和1500米纪录，居然还是被高我两届的师兄所保持，而100米和200米的纪录，还是我的同学在20年前书写。或许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成绩太好，或许是现在中学生的水平太差。在演讲的时候我说，目前的教育环境中，体育与体育精神都有缺失。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接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对音乐、美术和体育的取舍。同学们在下面齐声哀叹：“我们没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功课太多！”“老师和家长不让我们踢球！”
我以往经常在电视节目中与我的搭档鼓吹体育精神，体育精神首先是公平竞争、骑士风度、团队精神、尊重规则等等。具体而言，每个人只要尽到自己的最大努力就是最好的收获。不一定非要跟世界冠军，或者是跟跑得最快的人比。比如踢球，不一定超越小罗，只要自己踢上一脚，比昨天踢得好，就会很快乐。因为体育的本质是一种人与人，人与自己沟通交流的语言。
对我来说，体育之于生命，不是胜负，不是看客似的冷眼旁观，它是生命的一部分。
说来有些神奇，10月18日在清华大学讲座的时候，有位学生主持人未卜先知似的问我，“如果有一天您不坐解说这个行业了，您打算做点什么？请回头看大屏幕，右边这个是穆里尼奥，他是由一个翻译变成了最优秀的教练员。”
我在心里笑，因为我人生的最高目标最后理想，就是当一个足球队的主教练。可是我却说：“这在中国不太可能。因为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不太容易接纳外行人。而且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着这个急，说球就够着急的了，当教练教他们岂不更着急。穆里尼奥是所有人就业遇到挫折时候的榜样：一个翻译可以成为世界上年薪最高的足球教练。所以，学什么专业和将来干什么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是，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本事，才是最重要的。”学生们当即掌声雷动。
穆里尼奥当然是位奇人。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马图拉那，此人后来被尊奉为哥伦比亚足球教父。他原来是哥伦比亚最大的一家报社的记者，因为老写文章批评国家队，足球界的人就说了：“好，你要行你来干呀。”没想到，他真就干了，而且特成功。1990年和1994年两次将哥伦比亚队带进世界杯。哥伦比亚曾经5：0客场胜过阿根廷！这么大比分赢阿根廷的可不多。最终逼得阿根廷去打附加赛。阿根廷请出马拉多纳才1：0胜的澳大利亚突围而出……
等咱有了钱，买他一支足球队。
3、德国之快
关于德国世界杯，关于意大利，关于最后3分钟，原来是没有什么可写的。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不但我说了，而且报纸、电视、网络……全中国，乃至中国之外也都说了。假如有人欣赏那段话，我要谢谢人家，但我会说，那不是我的本事。假如有人痛恨，我也无言以对，我只能说，那不是我，那是“灵魂附体”。
本届世界杯我长住柏林。但是在30个比赛日里，我有14天是在德国境内出差。直到7月5号两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才有时间在柏林逛一逛。从6月6号到柏林直至7月5号之前，我只认识柏林的火车站、酒店、球场，还有高速路。因为高度紧张的转播加上不间断旅行，人很疲劳。这种疲劳主要是精神上的，用老话说就是元神大伤。每天回到酒店，连把自己弄干净的精力都没有，身体就像装满沙子的麻袋，往床上一扑，立即就昏睡过去。紧张的工作让我没空多想其它事情。有一天，我在火车上突然收到一条关于女儿的短信。短信上说，几周不见，女儿想爸爸。我当即被打倒了。
我在现场解说中也犯错。因为把球员看错，我曾认真地道歉，这是我在世界杯的第一次道歉。不过相信很多球迷都忘记了。紧接着是意大利对阵捷克的小组比赛，捷克主教练布吕克纳像电影《指环王》中的甘道夫，而意大利主帅里皮则有几分神似80高龄乘坐热气球升空的好莱坞传奇巨星保罗.纽曼。这场甘道夫大战保罗.纽曼的比赛激烈而悲情。当因扎吉带球越过孤独无助的切赫逼向球门，而切赫在地上爬着做最后的努力，去用手拦截因扎吉脚下的球，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时，我几乎为刚烈不屈而又总是命运不济的一代捷克勇士落泪了。我想起了自己解说过的1996年的欧洲杯决赛，那时的捷克队和那时的我一样，初出茅庐，一战成名天下知。自那以后，纵横江湖，转眼已是十年。我的语言如同沃尔塔瓦（捷克国内第一大河，捷克伟大的音乐家史美塔纳曾经以此河为名谱写了传世名篇）的河水一般自然地奔涌流淌，为了捷克，为了内德维德，为了足球。很多国内的电视观众瞬时热泪盈眶，这在我的手机短信里，在很多网站的留言里和足球评论里，都有大量清晰的印证。可是，说来令人不解也会略感心酸的是，我真正说了什么？自己不记得，也不会有观众记得很准确，人们记住的只是当时的情绪。这就是体育解说这个行业的最大无奈。比赛最后的时刻，我站在汉堡体育场的评论席上，目送内德维德、波波斯基们告别，看着他们与看台上的捷克球迷挥手击掌遥相致意，不知怎么，我竟忽然想到，假使有朝一日，自己告别的时候，会有怎样的场景？
意大利对阵澳大利亚那场比赛最后3分钟我的突然“爆发”，完全鬼使神差，没有事先设计。当时赛场和评论席都很吵，我的身边是意大利电台、电视台及其他欧洲媒体的评论席。现场解说跟电视机前看比赛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现场解说有些类似于在一个喧嚣的迪斯科舞厅里扯着脖子说话。我突然一下感到自己的声音喊破了，所以只能更加拼命地喊。至于具体说了什么，喊完就根本记不清了。如果不是网络上有那么多版本的详细记录，我根本不能完整地回忆起自己的语言。
如果看整场转播的解说和评论，不是断章取义，我觉得自己对双方技战术的分析和评论都是客观公正准确到位的。但是因为最后时刻声调太高，声音撕破，让人觉得声音之中有极端情绪。我后来在网上听音频，经常问自己：“那样的声音，是我的吗？”至于某些人指责的“意大利万岁”，在那种情况下，很明确是“意大利足球万岁”的意思，这是在足球场上特定环境之下的表达。
事后，许多人问我，包括身边最亲的人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都无法回答。假如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就不会这样说了。这就好比齐达内为什么要去顶马特拉齐。为什么？齐达内也不知道，或者说，他所能给出的，也都只是一些“非充分必要”的外部条件。谁也不知道他那聪明绝顶的脑袋里，在那一瞬间突然钻进了什么念头。连他自己也不能解释。
还有一种解释，是我在清华大学神圣的讲台上，面对学生们纯真的目光时，忽然有了灵感而给出的：也许6月26日那一天，德国凯泽斯劳滕的球场上空有什么东西在飞来飞去地看比赛：外星人？UFO？或者是隐身的Super man？要么是一位意大利的天神？也许作为左后卫的格罗索最后时刻神奇地出现在对方禁区本来就是他的安排，而在赢得点球之后，在托蒂罚中点球之后，他原本想去捏我身边意大利电视台解说员的喉咙，借凡人的声音欢呼胜利，喊出他恶作剧得逞后的快感，但是因为慌张，或者因为激动，他抓错了人。他捏住我的脑袋：说，快说，继续说……
然后好了，天下大乱了，他玩够了，跑了，我道歉了……
这只是一场体育比赛。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要检讨的是，可以把握的更好些。后来电话连线，我说：“我是人不是机器……”于是马上有人把两段话混淆起来攻击我。这些脑袋里长着“文革病毒”的人，你是无法跟他理论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神扭曲变态的世界。现在想起来有些古怪的是，事发当时，为什么整个播出系统的前后方那么多聪明的脑袋，都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反而偏偏做的都是最糟糕的决定呢？难道真的是天意？越抹越黑。
不过，再怎么严重的事也会过去，将来还有更严重的事在等着挑战。
那时候我就想到过辞职，后来在领导和同事们的帮助下，坚持了下来。现在回头想，如果当时就辞职，就不会有后来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一场半决赛和最后决赛的解说了。而这四场比赛的解说，我自认为，在经历了所谓“解说门”风波之后，还能如此镇定如此专注于业务，不可谓不潇洒，不可谓不超然，甚至自己回头听听，看看网友摘录的“解说妙语”，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心理素质，而且，从专业技术角度来说，那四场比赛的解说，在我自己看来，真正达到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高度。我都佩服我自己。
可现在，辞职的事情不也都过去了吗？又能怎么样呢？ 山的后面是什么，要等登上山顶之后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