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翔:我的2006(三)
4、媒体之讹
我曾经也是一名媒体从业者。幸运的是，我所做的工作大多是现场解说，也有些赛后评述，我的工作特点决定了我不可能捏造事实。不过，历数这一年，包括这一年之前，我已无数次幸福地成为假新闻事件本身。这世界上的假货，姿态千奇百怪，原因也不尽相同。有些假货，大概是因为制造者的水平低劣或疏漏，一不小心，把“真品”制成了假货；还有一种假货，原本就是制造者怀着异样心理，无端捏造出来的畸形儿。
“五一”期间在青岛签售，采访中根本没有人提起我的“绯闻女友”，但是第二天居然有媒体说我和女儿在家闲着没事听“海豚音”，这位记者想象力真丰富；到了杭州，因为时间急迫，当地书店安排原因，我没能接受某些媒体的专访，结果隔天他们竭尽挖苦之能事，说我耍大牌。假如有心人观察当天同一个城市的两份报纸，就会发现针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居然会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报道版本。这种黑白通吃、雌雄同体的新闻我早已经见怪不怪。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体，你又能怎么办呢？时代需要娱乐精神，因此，类似于我这样的所谓名人就只能吃点哑巴亏。问题是，难道说假话编假新闻就可以娱乐么？谁来保护所谓“名人”的话语权呢？
中国的体育传媒，所谓的中国八千足记，越来越像娱乐圈记者，其实还不如娱乐圈。首先是这个圈子不如娱乐圈竞争激烈。竞争激烈必然会导致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哪怕是造假的水平。有不少足球记者连基本的战术规则都没搞懂，就去搞足球了。
德国世界杯，有些同行，在赛场碰到一个外国退役运动员，上去合张影，语言也不通。凭着这张合影，一篇专访3000字就编出来了。记者票本是不能卖的，但竟然有人把记者票卖给外国球迷，被国际足联抓住了，重罚，差点把我们后面比赛的转播席还有一些采访的票都没收了。
我在德国碰到一个在英国BBC工作的中国人，一个前辈老大哥，他说一些中国记者实在令人汗颜。几个人凑在一起，每天一个人值班写稿子，大家都用这个稿子分别发给自己所在的报纸，其他人就出去玩。这值班的一个人还不好好写，胡编乱造。他说自己遇到个国内记者来采访荷兰队的比赛，聊起荷兰足球。荷兰足球最好看的时代是荷兰三剑客时代，那个人问他，谁是荷兰三剑客？这老兄说他觉得很丢人，但是，“这话只能我们中国人自己说一说。”
“解说门”后，我在柏林住着，当时德国有一两百中国记者，他们都知道黄健翔住柏林，如果真有那么八卦、那么职业，到柏林堵到我们酒店去啊。就算我不肯说话，起码能拍到我的照片，描写真实状况，也是一篇真实的稿子，不用在百度上去扒假新闻了。他们宁可道听途说，把别人的假新闻拿来放大、扭曲，也没有一个来找我。而且我在德国时候用的手机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来问问我到底怎么了。我一直很纳闷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这是职业操守问题，网上那好几万条关于我的假新闻也不知道哪来的。
年末的几个月里，关于我的假新闻，更是有“过江之鲫”，“磬竹难书”的势态，每当看到这一切，我的心理就像打翻了陈醋沙拉和咖啡。据说，在遥远的巴厘岛，那里住着特洛布里安人，种红薯是当地人奇怪的爱好，但当地人谁也不吃红薯，因为岛上自有无数现成好吃又解饱的奇珍异果。特洛布里安人把红薯堆在院子里炫耀，攀比谁堆得更大，然后等着红薯烂掉。我相信，假新闻就好比特洛布里安人的红薯——这种东西本身毫无价值，炫耀之后，就让它静静等待腐烂的命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