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我在那里时心静如水。在那里，我可以忘掉身为贝利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也可以只当埃德松。我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中猪。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尽情陶冶于平静与安详之中。我坐在树阴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围的田野、各种动物和灌丛林地。在其他时候，我坐在那里，拿出我的吉他，轻拨琴弦，弹奏出一两首歌曲。
我想告诉你们，我还拥有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农庄，位于圣保罗州内陆雷日斯特鲁与茹基亚之间，在首都西南方约１００英里处。我在１９６０年买下那片土地--有关的信息是桑托斯队的男按摩师马塞多最先告诉我的。我们拥有１１００公顷土地、４００头法国牛和１０００头猪。我在里面修建了一个人工湖，放养鲤鱼和其他鱼类，用于出售。我们每年捕捞４００００条鱼，重达７０吨。这是个美妙的去处，一个真正的休憩之所。
我在那里时心静如水。在那里，我可以忘掉身为贝利所承受的种种压力，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也可以只当埃德松。我歇息，我放松。对生活的思考、压在我肩上的各种义务和责任统统消失殆尽。我乐于照料水中鱼、厩中马，甚至圈中猪。我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我尽情陶冶于平静与安详之中。我坐在树阴之下，出神地眺望周围的田野、各种动物和灌丛林地。在其他时候，我坐在那里，拿出我的吉他，轻拨琴弦，弹奏出一两首歌曲。
我的双胞胎子女乔舒亚和塞莱斯特也爱到那里去。我在那里建造的房子有六间卧室和一排用来招待客人、朋友和工作人员的厢房。只要可能，我们全家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我在那里配备了两辆电动汽车，同他们在球场上用来运送受伤队员的那种车很像。我和我那些较年轻的孩子一道骑马，让他们骑自己的矮种马。生活中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是在这种驰骋中一起交谈--我在中间骑，两个双胞胎各在一边。我知道，我以前不能在凯莉、埃迪尼奥和珍尼弗身边呆这么长时间--他们年幼时我的事业不容许这样做，所以，依我看，我是在以某种方式试图弥补以往在这方面所留下的缺憾。
我也喜欢和我年幼的儿子乔舒亚一起踢足球，他就要长成一个年轻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我同我心爱的父亲唐丁霍一起度过的时光，他和我也这样一起踢过球。岁月如梭，光阴似箭，我们竟已白头而未知晓。过不了多久，乔舒亚也会和他自己的儿子做同样的事。在我有空的时候，乔舒亚是我亲近忠实的伙伴。
２００６年，我将步入我的第６６个年头，我感觉自己的心依然年轻。我们家的每一个人总是长命百岁，尽享天年，所以我期待自己也能再活很多年。我的祖母安布罗西娜于１９７６年辞世，享年９７岁，我的父亲在１９９８年离世时年届８６岁。在我真走的时候，我将被安葬在一座空心塔内。桑托斯市拥有一座世界上最高的垂直墓地--一座高大的多层建筑，每层都有陵墓。我已为我的家庭买下整整一层。我的父亲、我的姑母玛丽亚（享年９０岁）和我的奶奶已经葬于此处。我买下这一层是因为这座塔墓是由我的一位商业合伙人建造的。从塔墓的窗户向外眺望，你能看到贝尔米罗镇球场。在决定葬于该处时，对这个因素并未加以考虑，但我敢肯定，这是一个让人备感欣慰的巧合。
但是，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尽管我希望我能把脚步放缓一点的那一天尽早来临。名声带来很多回报，我对此心存感激之情，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家庭，那么名声将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偶像
贝利是少数几个与我的理论相矛盾的人之一：他将名留千古，而不是转瞬即被遗忘。
--安迪·沃霍尔
我总说，我是来自三心镇的一名巴西人--有三颗心的巴西人。对我的国家为世界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我们是一座种族大熔炉，一个所有种族以一种特有方式相互融合的国家。尽管如我在其他各章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不公平，但这里也有一种了不起的平等意识。我们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我们怀抱着信念。我们生性乐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痛苦或幻灭，我们始终怀抱着一切都会变好的信念。我们坚信这一点。
我知道我的同胞们热爱贝利，但他们对贝利也有不客气的时候。我想用两个故事来解释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感。几年前的一天，我正坐在别人的车上穿过圣保罗市的街道。我们在某个路口遇红灯停了下来，突然，两名持枪的盗贼跳出来拦住了我们的车。其中的一人用枪指着司机，要他打开车窗。但当他们看到车里坐的是谁时，他们朝我伸出了大拇指，然后连声道歉地走开了。他们无法面对抢劫一位英雄这个现实。
另一方面，我有时却会造成相反的影响。我在世界各地的各个机场无须出示护照即可通过移民局的检查。人们知道我是谁，所以让我通过。在美国，他们甚至也多次不检查我的证件便让我入境，而这种事在别人身上则是很少发生的。另外，在我来到海关时，也从没有人查看我的行李箱。而在巴西这边，海关人员则时常打开我的背包，并把它翻个底儿朝天。在对待我的方式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与我的祖国不尽相同。
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巴西人对他们的偶像非常苛严。有时他们关心的好像不是为你锦上添花，而是让你雪上加霜。他们乐于支持败军之将，而不是胜利之神--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有时是长期积淀所致，并具有心理学上的特征。在我感到悲伤时，我总会想起多娜·塞莱斯特提醒我的话："你不可能每时每刻让每个人高兴。"
我往往搞不清其他国家是否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自己的英雄。我无法肯定。我到很多地方旅行过，也见过很多事情。比如，在美国，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和马丁·路德·金都有很了不起的纪念馆。但在巴西却没有贝利博物馆。在我看来，在这类事情上有不正常的地方。贝利的形象已进入图索夫人蜡像馆，但巴西这边却什么也没有。
我在尝试创办贝利博物馆一事上所作的辛勤努力，表明我在巴西面临一些难题。几年前曾有过一个在桑托斯市某块闲置土地上营造类似建筑的计划。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规划。它本会创造成百上千个工作岗位，还可以增加旅游收入--因为除海滩之外这座城市真的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吸引游客。圣保罗州州长批准了这项提议，而我们也都做好了一切准备。然后，一名地方政务会委员来到现场，结果使整个事情化为泡影。他说这样做是出于环境方面的考虑，但实际上还是地方的权力之争在作祟。那位政务会委员和市长分属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党，即便这座博物馆可惠及每一个人，那位政务会委员也还是不想让该市市长受到称赞。
此后，在瓜鲁雅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们想在一个已经有一些足球场的破败地区建造一所足球学校。当地的政客们一直以一大堆不真实和无意义的官话推诿搪塞，使之最终流产。这种小肚鸡肠的做法确实让我深感失望。
我总对我母亲说，是她给了我三颗心：一颗给我的家人，一颗给欣赏我的人，另一颗给嫉妒我的人。我知道，由于我心直口快，有时我也会激怒别人。比如在我打入第１０００个进球后祈求神灵保佑巴西年幼的孩子时，就受到了这是在蛊惑人心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在担任体育部长时也没少树敌，因为我老是试图改变一些事物，而许多权势人物则在现存社会中享有既得利益。媒体中的某些人也喜欢挖我的新闻--这是个爱与恨的问题。
当然，由于我是名人，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进行核实。那是待遇的一部分。由此引起的轰动当然并不总能反映我实际上说了什么，但通常都能使报纸卖出去。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曾说巴西人必须恰当地投票。此言一出，便引起一片哗然。有人指责我是在羞辱巴西人民，是在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投票，是在暗示他们都是蠢家伙。实际上，我的话是被彻底歪曲了。我们仍在实行独裁统治，不搞总统直接选举。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为我们挑选的。我所说的是，自有恰当的选举以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我支持朝着公众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进程的方向变革。媒体中人喜欢无中生有，制造风暴。
我一直在学习尽可能小心地走路。但有时小心得还不够。如此一来，媒体便有了炒作的机会：轰动效应可使报纸销量增加。我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为帮助某个人而说过一些话，但媒体却去找到那个人，并进行完全相反的报道。比如，今年我到了中国，一位记者问我罗纳尔多能否恢复最佳状态，以参加２００６年世界杯赛。我的回答是：他能，因为离世界杯打响还有三个月时间。他有伤在身。他出现了私人问题，如他的婚姻结束了。当你没有把生活的重心放在足球上时，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到你的比赛。但我说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他并没有忘记怎样踢足球，他会为德国世界杯赛及时恢复状态。
我对巴西足球的伟大球星之一一直抱着积极和鼓励的态度。然而，在被要求对我的看法进行评论时，罗纳尔多却说我应该对他的私人生活三缄其口，并说我就会讲废话。
几年前，在罗马里奥身上发生过一段类似的插曲。但是，在弄清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之后，罗马里奥和我通了电话，并向我道歉。罗纳尔多也应该和我通个电话，问一问我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我原谅了他。
我听说，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往往是经过选择才留下的。几年前，在罗纳尔多正从他的严重膝伤中逐渐恢复过来时，我到他家看望过他。我记得当时他在墙上挂了一张佛陀像，因为他那时的妻子米兰妮·多明格斯是一位佛教徒。我对他说，我在１９６６年也受过一次重伤，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接受治疗，而我踢得最好的世界杯赛就是１９７０年那届。我找机会认识了罗纳尔多的父亲。我们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进行祈祷。后来他成了世界冠军。他是否跟媒体说过这件事？
从１９５６年起，我就是各种书籍、文章、电影、文献纪录片等涉及的主题。到现在，我已为公众所了解。他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知道我不喜欢骑墙。我做预测。我预测的某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那就没发生吧。１９６１年，我曾说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１９６５年，我曾说我可能到包鲁隐姓埋名。对吧，所以我们并不总能掌控我们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我并非任何绝对真理的拥有者。此外，持有一种观点要比不回答任何问题好很多--人们不会接受的；他们会指责我傲慢。
我试图明察事理的方式之一是提醒自己，这些人有反应未必是冲我而来，所针对的是"贝利"变成的这个神秘人物。这也就是我在提到贝利时使用第三人称的原因所在。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这样，但对我来说，我感到我必须"抬高"埃德松，为的是"打压"贝利。
尽管我尽力而为，但是，从心理上讲，要把埃德松与贝利分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两者当然也是极为复杂地连在一起的。我常常发现自己深陷在两种人格的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我记得１９７７年我在巨人体育场举行告别赛的那个戏剧性时刻。在一瞬间，我曾这样想："就这样吧，现在我要回家了，从现在起我就要成为埃德松了。"真是天大的错误。
我深知自己并不想踢，或不需要再踢。但是，贝利已经接纳了他自己的一种生活；他意外地碰上了各种事情。足球界里的每一个人都想把他留在身边。于是我继续充当"贝利"。贝利一名是一个可以清楚说出的简易单词（尽管它的英语发音有点不准，即后一音节的发音应该更接近于"莱尔"，而不是现在所发的"雷"），这或许就是有助于它变得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所在。
我对贝利还在这里感到骄傲。毕竟，足球运动员贝利去过许多地方，打进过许多入球，赢得过许多奖杯。我在球场上的所作所为都被展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报纸、杂志、照片和可能的每一种媒介上。我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以成百上千种不同的方式获得过荣誉，而你得到的荣誉越多，你的神话就越有感染力。贝利不能停下--他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负有义务，他也将履行每一项义务。作为贝利，我知道我能起作用。
有时，人们问我为什么从不改变自己的发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从未留过象征"黑人权力"的埃弗罗式发型，至今也从未像现在的许多足球运动员那样剃掉头发。我的发型始终是我悼念父亲的一种方式。他就剪这种发型，并在我小时候也给我这样剪。除去我回大学读书的时候外，我从未改变过，而且永远不想改变。我觉得，这种发型帮助巩固了贝利的形象。我既未秃顶，头发也未变白，因此，在我的一生之中，这种形象始终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其他足球运动员在不停地改变他们的外貌，但除了有一些皱纹外，我的外貌看上去还是和我从１６岁时就有的男孩子相貌大致相同。
然而，随着我逐渐变老，我肯定愿意我的生活和埃德松的生活更像一些，并让埃德松和贝利成为较好的朋友。在我接近７０岁时，我必须找到可以使埃德松和贝利变得坚强与快乐的平衡手段。埃德松代表简单的事物：家庭、安宁、平静、乡村、垂钓、乘骑、看着子女长大、与孙辈欢度时光；贝利--哦，你们现在对他可是非常了解的。
每次拿出我的万事达卡，我就觉察到埃德松和贝利是一分为二的--请耐心听我说，这可不是廉价的插播广告！它的一面印着我倒勾射门的形象和贝利的签名，另一面是我签的真名：埃德松·阿兰特斯·多纳西门托。它完美地展示了我为何人这一点--两种身份各不相同，但又都是我的一个部分。这两者就是我为何人的两个方面。
这张卡也是贝利如何超越运动员身份的一个绝佳例证。这个名字是一个国际品牌。我的办公室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的请求，让我为他们的产品做广告。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有人要求我为卫生纸做广告，但那是我没有接受的一个要求。
从我十几岁起，就有多家公司想同我建立固定关系。在我刚开始为桑托斯队效力时，就有人首次要我同意在他们的产品上使用我的名字。一家来自圣保罗州内地的酒业公司问我父亲，我是否愿意将我的名字租给一种巴西甜酒使用。这种甘蔗酒是我国的民族饮品，也是柠檬甘蔗甜酒的主要成分。我父亲对此非常上心，因为他们将以为我们购买一座合适的房子作为报酬。但是，当唐丁霍向我提起时，我却感到震惊。我说："爸爸，我滴酒不沾，怎能这么干？我是运动员，是一名选手。"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前去取消了这份合同。
我乐意为产品做广告，但我也确实有自己的原则：绝不做酒精、烟草和宗教产品的广告。如你所能想象的那样，啤酒和卷烟公司一直想让我改变初衷。始终有人疯狂至极地愿为我开出天价，但我总是拒不接受。有家威士忌公司想把我的面部图像放在他们的一种酒瓶上。这种事你也想象得到？
卷烟公司曾试图使用各种各样可以想见的诡计。有一次，我被请去参加烟草公司执行人员的会议。他们对我说，这家公司准备制作一则广告，在广告中，我将明确地指出吸烟对人有害，但不知我想不想加入进来。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就让他们说下去。他们已经备好一份广告小样。我在其中围绕镜头跑步并对着镜头说，我注意自己的饮食，所以身体健康，我是一名运动员，我不吸烟，也不喝酒。然后，我被很多孩子围住。我走到他们跟前说："看这儿，你们之中，谁都不该抽烟。抽烟对你没有好处，对从事体育的人也没有好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对抽烟感兴趣了，那我会抽这些香烟。"
我像是被别人啪地啐了一下。他们是认真的吗？他们的观念是：即使吸烟有害，他们品牌的有害程度也是最低的。我觉得这绝对是疯狂的想法。他们为我演示这则广告，是希望得到认可并征询我的要价。我说多谢了，但不用谢。我不可能做那样的事。
在我为一种产品做广告时，我只说我相信的东西。我不怕引起争议。当然，在我决定为维亚格拉的制造商普菲扎谈谈勃起功能障碍时，很多人的眉毛都竖了起来。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普菲扎公司与我联系后说，年轻人因服用维亚格拉不当而死亡。他们把它当作一种身心调剂类药物，为取乐而服用，或许还将它与酒精混合在一起，所以有可能引起心脏问题。普菲扎公司想让我鼓励男人们通过看医生来正确服用。他们对我说，他们曾对哪位运动员能把相关信息有效传递出去进行过大量的市场研究，认为我是他们的第一人选。等他们一讲明相关事宜，我就欣然从命了。
为产品做广告是一件事情，但我用我的名字为之命名的产品实际上却只有一种：贝利咖啡。这件事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我在欧洲各地帮助巴西咖啡协会推广巴西咖啡之后发生的。有人建议创立一种贝利牌咖啡。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因为咖啡是巴西的一种重要的出口商品，而且我发现自己做巴西咖啡的大使是再理想不过了。贝利咖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今天仍然可以买到。实际上，在俄罗斯和其他以前处于铁幕之后的国家，它都是排名第一的咖啡品牌。
最近，贝利咖啡还给了我一点小小的震动。我知道这种咖啡在中东地区也受欢迎，但不知道受欢迎到什么程度。萨达姆·侯赛因于２００３年被美军抓获时正藏在一个洞里，随身携带的东西显然只有三样--一挺机关枪、一只装满美元的箱子和一罐贝利咖啡！
最近，我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再推出一个贝利品牌。很多运动员都在这样做，我感到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商机。我拥有一个称作贝利俱乐部的连锁健身房，这个贝利品牌将逐渐向外扩展，用在香水、服装和手表等特许产品上面。我还在筹备建立儿童慈善组织贝利基金会，我将拿出部分收益投入其中。
贝利品牌的标识只能是一种东西：我的签名。在我第一次给人签名时--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我写得并不正确，但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我往往把自己签作埃德松·贝利。以后便把第一部分省掉了。从那以后，我的签名几乎没有变过。事实上，我认为这个名字在几十年前就变成一个品牌了--其样式，尽管不是有意为之，却也带有图像的性质：贝利（Ｐｅｌé）一名中的大写字母Ｐ和第二个ｅ字母上的小圆圈。字母ｅ上的那个小圆圈其实是标错了。我听说它应该是一个尖音符号，而不是一个小圆圈。我说这是一个小球，像一个小足球，这种说法随后就开始被人接受了。
有时，我很想知道圣洛伦索队中和我父亲一起踢过球的那位门将比莱会把这一切弄成什么样子。如果他没到这个世上，那我还会存在吗？不久之前，我听说他在几年前去世了，享年５３岁。他的朋友们说，他知道贝利这个名字是根据他的名字起的之后觉得很骄傲。他无疑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我希望他在宁静的气氛中安息。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总说，贝利无肤色、无种族、无宗教。他为每一个地方所接受。那埃德松呢？对，我是巴西人，总的来说，我们是一个平静、富于幽默感的民族。我是个乐天派，差不多总是这样。我的朋友们将会告诉你，在我不踢足球的时候，我通常做的就是乱开玩笑。
我也是个富有竞争精神的人。我认为，如果你打算在最高层次上参与体育竞赛，那你就必须具备勇于竞争的特质。我会毫不迟疑地接受挑战。我记得，１９６８年我随桑托斯队出访美国时来到堪萨斯城，有一次我们晚饭后坐在下榻酒店的游泳池旁，在凉爽的微风中欣赏美丽景色。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桑托斯俱乐部的董事之一克莱顿·埃斯皮内尔。突然，他向我提出了这样一项挑战："如果你能游到游泳池那边，我就给你５０美元。"我想都没想，刚把鞋子脱掉就飞身跃入池中，让他大吃了一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那
我讨厌在任何事情上失败。从我还是个孩子时起，我就玩"纽扣足球"。这是一种游戏，有点儿像"萨巴蒂奥"。在这种游戏中，你是用纽扣或者和打扑克时用的圆形筹码同厚的圆片组成一支球队，并放在桌子上轻轻弹动。我在第三章中曾提到我的纽扣球队是科林西安队。佐卡和我总在家里玩纽扣足球游戏--我们所需要的就是２２个纽扣和一个平坦的表面。那你还想知道什么？他总是打败我。这让我气疯了一样。在我们能玩的时候，我们还会一块玩，而且他还是会打败我。这让我特别丧气。它真的让我激动。我不该被搞得心烦意乱，我毕竟也有长进，但它确实起到了这种作用。
在我们逐渐变老时，我们往往变得有点儿喜欢吵闹，我们的愿望也开始变为要求了。我知道我的最大弱点是固执：如果你问阿西里娅我在家里是什么样，她会告诉你一些好事和一些坏事。我认为，我同其他任何人--一个正常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爱情、痛苦，有勇气，有罪孽的人--并无任何不同，为什么我应该有任何不同呢？我出生时对生活一无所知；现在我知道得多一点儿了，但我至死都要学习。
在家中，我喜欢让每样东西一尘不染。在这方面，我有点儿颐指气使。在工作上，我对时间表有一种无端的恐惧感。在我不能同他们见面时，我会大发脾气。另外，在人们把事情搞糟时，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我信任人，但他们不能铸成大错，要是这样，我会把他们从我的通讯录中，从我的朋友名单中，从……中删掉。我觉得这跟脾气没什么关系，反倒像和不想被别人利用的愿望有关。
我觉得，我的固执是另一种优点即我事事追求完美的一种体现。我总想把每一件事做到家。另外，我也只在我亲眼看到事情是错的时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性格已给我造成了并在继续造成种种问题。最初我是和一位朋友一起进入商界的，结果因为出了问题而被敲了一大笔竹杠。后来又有了第二次，是去帮助一位朋友。为此，我又损失了一笔财产。
我在纽约的时候，华纳的老板史蒂夫·罗斯常常对我说，我根本不应该把业务与友谊搅在一起。他说："在钱的问题上，你不能用心；商务就是商务。"我知道我是个过于信任别人的人--就叫它天真或随便什么吧！但我最后总是会重蹈覆辙。
我曾和一位名叫埃利奥·维亚纳的朋友一起创办了贝利体育营销公司，本意是给体育运动带来正面的影响。然而，这家合伙公司又一次成了一场灾难。公司所签订的商业协议之一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场义赛有关，我们计划将这场义赛安排在马拉卡纳体育场进行。按照计划中的安排，将邀请欧洲和南美洲各一支全明星球队前来对阵，届时还将有著名的歌手和乐队到场助兴。一位阿根廷的商业伙伴为我们找来了７０万美元银行贷款，作为这一项目的启动资金。但这场义赛却没能举行，而那笔款项则在收回时出了问题。在意识到这点之后，我立即指示对公司进行审计。结果发现公司存在着管理不善的问题，于是我关闭了这家公司。媒体抓住此事大做文章，在公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些人也个个瞠目结舌--我想，他们是搞不清我究竟是急需那点儿钱呢，抑或只是无法抵挡那项挑战的诱惑。
